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发展

2020-08-21 08:58 发布

摘要

全球化的本质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运行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电影经过115年发展，在全球电影业中已占据重要一席。在近年全球电影总增速不足5%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则贡献出65%的增量，可谓成为促使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之一。

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全球竞争，使中国电影处于双重互动中。在“引进来”与“走出去”“融进去”的过程中，中国电影还须回归电影本体，理性且充分地表达中华文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关怀传递给世界各国的观众，精心构建对外话语分层机制，增强自主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一、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与客观

“全球化”一词已经在学界、业界和政府中得到了广泛和熟练使用，这是因为它具有经济上、政治上的中性，各方可以根据自我需求对全球化做出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解读。而这样的解读，也随着科技变革、社会进步在逐年增多。时至今日，各界对全球化的实质、内在动力和影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赞成全球化的一方认为：全球化促使人类广泛而自由地获取各种信息，生活水平和品质得到显著提高，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得到改善。在资本和思想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国界、民族和文化界限开始消失，矛盾、冲突得以缓和，世界和平得到了基本保障。

反对的一方则声称：全球化是一种阴谋，甚至断言世界大难临头的“野兽王国”即将到来，届时人类及其民族、文化和个性的、独立的精神理想都将不复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最反对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古巴革命的领袖强调，全球化的过程，掩盖了一批跨国公司和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他不倦地揭露全球化的侵略性实质——敌视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和愿望。这些反对者普遍认为，全球化就是以“思想和信息自由流动”为名，实际上进行着信息—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操纵着人类的感情、思想、利益和需求。［1］

如此，全球化成为各界错综复杂的探讨焦点。从字面意义来说，全球化似乎意味着“全球扩张和全球主义”。毫无疑问，这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特点。

但是，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全球性的现象。如气象、地质、生态等，都是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当我们发现一系列社会进程，如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开始具有全球性质时，就会想要着手研究这些进程。事实上，人们已掌握的自然科学之研究方法并不能揭示社会活动的成因、实质和特点。自然科学最多能凭借经验确认人类及其创造的文明变成囊括整个地球的统一整体的过程，建立这一过程的数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根据推论来做出预测，等等。但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却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全球化”是客观的、必然的进程吗？它的特点和形式又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依据人类活动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明显的事实来说，全球化是从人类起源就开始了。原始部落分别在全球定居，正是全球化最初阶段。人类从学会用石器和火、驯化动物、尝试农业耕作、灌溉、冶金，发明车轮和风帆，更不用说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就——无论何种文明成果，其中每一项都标志着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

另外，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只是统一整体的某个组成环节。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于人类文明之初，此后还经历了一次次侵略战争、各种文化和文明的融合、奴隶制帝国的形成和覆亡，直至今日。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形成并迅速发展。184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阐释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征，“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拓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增加了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不断扩大产品销量的需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了精神上、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

全球化的下一阶段是在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发展为垄断，世界格局也因战争而不断发生变化。而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增加，人类也开始逐步进入全球化的第四阶段。

这一阶段发展至今，跨国、跨行业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加深，双边或者多边政治协定促成了国际组织的建立，人类的活动范围也从地球外延扩展到了太空。换句话说，全球化向广度发展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开始了向纵深发展的时代。

因此，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全新的世界发展阶段。世界不同文化和文明正在相互作用，并不断丰富自身，努力形成统一整体的文化空间。在一体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球化，正加速全球贸易、科技、人口的流动，世界正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丁丁历险记》剧照

二、电影，全球化的受益者

能够最迅速被全球化的领域，一定是文化艺术领域。在当代，世界各国的人们不仅可以像20世纪30—60年代的美国人一样，吃着爆米花，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电影；也可以坐在家中拿起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点播”日本的动漫、中国或者韩国的电视连续剧；甚至还可以亲自参与各式各样的博览会、音乐节、电影节以及嘉年华等活动。可以说，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并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模糊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一国的流行文化，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某一地区或者全球的共同文化。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中曾指出，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这是一场各个国家通过传媒进行的旨在谋取信息控制权的战争。［3］正是通过传媒，文化和艺术，特别是电影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诸如《功夫熊猫》《丁丁历险记》《狮子王》《花木兰》等美国电影，它们既不完全是独创的，也不是非常美国化的。此外，如今的电影业，并不仅仅依靠银幕占有率。电影周边的衍生品以及后续的电视和移动终端播放与下载、DVD销售等方式，都延续了其生命。

当然，我们还在电影的创作中找寻到全球化的踪迹。比如：我们可以在昆丁·塔伦蒂诺、沃卓斯基兄弟等导演的作品中，看到香港功夫电影的风格；在《皇家赌场》中，听到印度语歌曲；在《蜘蛛侠》的全球播映时，分为英语、法语、汉语、日语、印度语等版本。

在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始于1994年，第一部以分账形式引进国内的好莱坞电影《亡命天涯》，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全球化。“这一重大举措无疑可以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走向世界……迎接世纪之交的东西方文化撞击等思想、话语系统中获得其立意与阐释；而在另一层面上，这一决定显而易见将成为中国文化市场化的有力助推，同时是中国向全球化的跨国文化工业与市场门开一隙的肇始”。［4］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走出去”工程，《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电影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确定了中国文化特别是电影的传播政策与方向。

同样，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印度电影，正被各国的电影研究者所喜爱。但在21世纪之初，印度电影还未被当作一个产业引起我们的关注。直到2008年，印度信实娱乐公司向梦工厂电影制片公司投资12亿美元，以便同美国电影商开展合作，共同创造新的印度电影。经过几年的合作，印度成功打造了“宝莱坞”。随着全球电影市场的发展，我们在美国电影中也看到了印度的影子，如蒂姆·伯顿的音乐剧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此外，越来越多的国际电影节，亦是电影受益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如肯尼思·图兰所说，“当今几乎找不到一天，是没有电影节在世界某处的某个异国情调的城市举办开幕庆祝晚会的”。［5］尽管大多数电影节都是为了本国或本地区的电影而举办的一次盛会，但通常也会设置专门的外国语及独立制片电影等公开展映的单元，以便让这些电影获得全球观众的欣赏。毫无疑问，电影节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提供了寻找多元和差异元素的机会。

自20世纪冷战结束后，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开始产出民族、国家、种族、历史表述、社会意识和艺术表达等多重话语系统。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步话语、历史诉说、人民叙事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化批判、艺术创新、人性视角，被统一于“世界电影”的“完整性的幻想”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节促成了电影全球化表意系统的形成，电影的艺术表达和人文思想在这统一的渠道中驰骋于全球观众的视野中，进而造就了一种象征性的全球认知方式的弥合。

环视亚洲，我们会发现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釜山电影节等，则在区域内电影联合的基础上强调了亚洲电影的特性，通过亚洲电影，尤其是东亚电影的概念及亲和力搭建起一个行业平台，以促使亚洲各国进行“内部”的交流与互动。特别是北京国际电影节背靠其产业中心，在2013年就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在2019年的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北京市场的交易总额更是高达309.028亿元，比第一届北京电影节交易总额增长了十倍之多。

可见，国际电影节在多重维度上，系统化地为电影生态面貌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形成了电影整体性的经验价值，促使节展文化成为一种语境式的阅读方式。就像玛丽·德·法尔克指出的：“这种体制不再基于艺术和商业的对立，而是围绕一组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术语包括空间/地点、移动性/普遍性、图绘/踪迹等，但这些成对的术语并不是按照积极或者消极的原则排列的，是按照不同的形式、变量集合的方式排列的。”［6］由此，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融合，为电影提供了诸多机会，既包括在国际秩序中找寻自我价值，又建构了具有自我主体性表达的话语生产方式。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剧照

三、中国电影扮演了何种角色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以便我们理解文化的全球化。不难想象，麦克卢汉利用的“村落”之喻，是借用了乡村生活中的场景，人们相互熟悉、亲密交流、彼此介入。在他看来，现代交通的发明，使地球的空间逐渐变小，也使直接的口语交往变为可能。那么，电子媒介的出现，又使人们反而回到了间接的文字交往，甚至干脆使空间区别变得多余。因为，我们无论居住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都能共享到具有普世性的信息，由此供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就变成了以往那种融洽的村落。［7］

即便文化的全球化起源于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只是因为欧美文化的侵入才卷入其中。相反，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中国引进《亡命天涯》起，欧美电影大片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阿甘正传》《廊桥遗梦》《泰坦尼克号》和《黑客帝国》《哈利·波特》《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对中国造成的冲击，给一部分电影业的管理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忧虑——美国的电影占据了我们的电影市场，我们则用票房养肥了外国片商，这不利于稳定国家电影业的军心。这些忧虑有着相当深刻的历史依据和合理性，深刻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责任感。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开始走向国际。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带着《黄土地》《红高粱》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电影，在法国南特、瑞士卢卡诺、英国伦敦、美国夏威夷等影展上相继获奖，这是中国电影参与全球化的第一次。《红高粱》后来在1988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开启了中国电影以国际电影节为先导的艺术电影之市场。

时至20世纪90年代，《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活着》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心香》获得了夏威夷电影节评委特别奖等等，这些影片为中国电影在文化的全球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国电影的国内票房却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走进低谷，连续十年逐年下跌。从《中国电影年鉴》的统计收录数据来看，199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22.24亿元，发行收入10.54亿元，观影人数161亿人次，2902万场。到200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竟然下降到9.6亿元，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也因此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电影人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文学艺术宝库中遴选原料，以期在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寻觅、捕捉、发掘那些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独特性，使接受这种文化的人群不断提升幸福感的有效性，能够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可持续发展性，能够让其他文化人群产生认同感的普适性以及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审美性等品质的艺术元素和创作契机。于是，《英雄》《十面埋伏》《神话》《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中国电影大片相继诞生。首当其冲的《英雄》，在国内取得票房2.4亿元，在北美市场的发行收入达到2000万美元，并迅速让中国电影进入西方观众的视野，推动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不可否认，中国电影在这一时期，以“中国特色”的新姿态进入了国际商业电影市场，在原本相互隔阂的东西方文化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中国自2012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后，电影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平均每年票房的增长率都会超过30%。在近年全球电影总增速不足5%的情况下，中国电影还贡献出65%的增量，可谓成为促使文化的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之一。

201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了全球化的新方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下，全球化将从过去400年在大西洋、太平洋兴起的海洋全球化，逐步推进到海洋同内陆打通的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全球化。此外，随着科学技术变革，世界互联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正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2020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15周年。这115年，是近现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战争威胁中逐渐觉醒、被迫抗争和曲折前行的一个多世纪，亦是中国电影不断生长、修复、繁荣，积极面向世界的一个多世纪。回顾过去的2019年，《流浪地球》在国内取得票房46.84亿元，海外票房接近4500万元。这部电影比较少有地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感叹：“中国电影终于加入了太空竞赛”“影片接近好莱坞大片，但同时又展现了自己的特色；表达出了爱国主义但并没有上升到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确，《流浪地球》中抒写亲情、友情，承载着全球人类的希望——立足全球，用电影语言阐释了世界“和而不同”的理念，表达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思考。可谓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新标志、新代表作。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一轮全球化相交汇，势必影响世界文化的走向。

《红高粱》剧照

四、全球化进程显现

当代中国电影的“盲点”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又同为市场的参与者，过往因行政干预而发展壮大的电影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生产积极性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经济或者某一领域的繁荣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就得以实现，它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持续性的扶持。因此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国在与世界各国的复杂交往过程中，各国政府对产业的介入核心都开始转向进行实时战略规划、信息指导和政策协调，并通过制定和完善政策，对产品生产及市场活动进行调控，以保证产业链的完备。

当代中国电影业的发展，除受益于国家允许的资本、技术和技能的支持外，也受到市场分配、影片定位、观众关联度、品牌丰富性的影响。因此，电影行业中，激烈的优胜劣汰随处可见。特别是自《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的银幕数量、观影人次都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状态。根据国家电影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最新统计，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642.66亿元，同比增长5.4%；国产电影总票房411.75亿元，同比增长8.65%，市场占比64.07%；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7.27亿。2019年新增银幕9708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69787块。［8］可以说，电影业的进一步增长离不开各个影视公司旗下先后推出的电影项目，以及一批拥有创新力及内容口碑俱佳的影片。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可谓成绩斐然。但若无法规避隐约的产业发展危机，电影业的增速恐将放缓，电影项目将搁浅，影视“寒冬”也可能会有所持续，甚至恶化。

首先，从全球综合博弈的高度看，国家的文化战略是国家全球综合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业更是文化战略中推动国家软实力跃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政府、非政府性公共机构以及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有益结合，既要立足综合国力，又要围绕促进综合国力提升的宏伟目标而进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十余年，影响国家经济周期协动性的重要因素，就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生产体系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短期资金流动。以内容为核心的产业整体创新带来综合国力的提升，这对防范竞争风险起到了一定作用。2018—2019年，中国电影业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内容为王”讲好故事，确实成为保证票房的不二法宝，但客观而论，中国电影业的全球竞争目标不明，从管控转向引导的方式还比较单一，尚未建立、孕育内容与技术的创新培育体系，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局面。

再者，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当下，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并存。强势的普遍主义文化依托强大和完善的全球传播发行体系抢占发展空间，压缩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限制其传播影响力的发挥，甚至可能彻底改变弱势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前，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仅仅限于单方面的“走出去”，还没有真正地“融进去”，这导致了部分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度、接受度偏低。同时，面对以好莱坞、宝莱坞为代表的海外电影业在政策红利中对中国市场的抢占——其宣传发行“套路”越发娴熟，宣传发行活动借助流量明星知名度和粉丝号召力提升热度的如此困境，中国电影《战狼》系列、《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新体验。这说明了文化自信正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但面对西方国家新的全球文化渗透，中国电影还欠缺深入结合国情，合理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回归电影本体，找寻、确立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共生和契合点的力量。

此外，“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比如电影领域，经过市场竞争，国外影片并没有把我们的国产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国产影片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9］实际上，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旧时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但政府的文化治理作用却未充分发挥，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亦有待提高。同时，对非政府公共机构来说，特别是各式各样的电影产业基金，其尚未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分担政府行政事务的能力与政府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

伴随着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海外资本、文化产品和服务将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携其具有优势的文化产业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市场，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市场份额，这导致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在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介于政府、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行业协会，诸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各省级电影家协会等，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搭建有序的合作、交流平台，电影业尚存一些因无序竞争而引发的内容同质化抑或“打政策擦边球”的现象。

我们已知，因全球化的力量促进了跨国电影业的全球扩张和区域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过度地集中国家力量可能导致电影业更加依赖于生产和服务网络，并不利于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实现成本降低、生产和营销效率提高、激励市场方法改进等多种集聚效应。目前，中国电影业的跨国指数还比较低，在全球布局、整合全球资源、打造中国品牌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扩大国内发展，进一步加快国家电影整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推动与世界各国间的互动，促使中国电影业不断创造创新又保持自有价值，这才是面对全球化我国电影首选的发展路径。

《战狼》剧照

五、反思：国家理念与机制的重建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或者合作，不但多半只在几个大国之间“来来往往”，而且，这种“来往”极富含金量。事实上，全球化对于当代中国电影意味着一种双重互动：一方面，海外电影业对中国电影发挥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国电影“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引进来”与“走出去”“融进去”恰好是当代中国电影与世界互动体系中的主要要素，这亦提醒我们需要时刻进行反思。

一是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电影最需要表达的内容？显然，那些多么当代的话题无论如何重要，都不会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更为重要。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面对全球竞争，世界各国电影纷纷寻找新的国内和国际传播方案，中国电影自然要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新魅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国家发展相适应、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影片表现出来，立足本国又面向全球传播。同时，还应注意到，中华文化不能僵硬地被传播，不可再单纯地以崇尚儒学传统、宣扬“四大发明”等为核心，而应基于具体的国情、人民的需求，加强、重视与目标受众的互动。

二是如何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梦，把国家、民族与个人连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不只是中国人的愿景，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命运共同体”又把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是世界各国共创、共享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成果。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中，都有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因此，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时，中国电影应注意避免多元文化中的冲突和误解，体现这种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又需要将中国价值分享给世界——关注人的价值，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关怀，让人们找到内心的温暖和归属。

三是接纳海外资本、技术和技能的中国电影是否应有其限度？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因人类文明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欲求而产生的强大势能。但是，放任全球化的势能而不加以规制则是非常危险的。而技术同样是当代社会另外一种重要的隐性权力之源，资本带来的技术、技能革新，可能会打破既有权力体系及其平衡结构，演变出各方利益的争霸。电影业的发展须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但也需要适应国家林立的事实。也就是说，要考虑对现存政治体系的适应度，既不能无限引进，也不能一味迎合全球化。因此，中国电影在接纳海外资本、技术和技能时，应以可控制为限，一旦海外资源的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则失去了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四是创建何种机制来提升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话语权的产生与掌控，在于人们以合适的言语来谋求舆论的主动性，并获取最大限度的受众认可，以达到既定的目的。当代中国的电影，应以撷取全球思想文化精华的胸襟，挑战多元文化的差异，尝试在海外设立制作基地或进行资本投资，不断加大国际传播能力，精心构建对外话语分层机制，增强自主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缩小与以好莱坞电影业为代表的电影品牌化的差距。

或许对中国电影业来说，全球化并不是福音，而是更为深刻、更为残酷的竞争。正鉴于此，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中国电影人必须积极面对和认真思考，如何增强中国的电影业优势和全球竞争力，并在全球市场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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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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